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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少紅 | 司法聯動下的包村法官

    樓主:法律和社會科學 時間:2020-12-08 15:56:33


    編者按

    和一般法官相比,包村法官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職能或有不同。在基層司法的實踐中,理想追求與現實狀況存在著緊張關系,基層法治呈現著復雜面貌。

    原標題《司法聯動下的包村法官》,載《法律和社會科學》第15卷。作者田少紅,時為廣西北海市人民法院法官。文章推送時有刪減。


    司法聯動下的包村法官


    文 |??田少紅


    2012年4月Y基層法院開始與轄區鄉鎮政府聯動,推行法官包村制度。該項工作緣于最高人民法院倡導的能動司法。Y基層法院司法聯動下的法官包村制度首先以P鎮為試點。隨后于2013年、2014年逐步在Y區各鄉鎮推行,至2014年2月Y基層法院與下轄的4個鄉鎮政府分別簽訂《建立司法協調聯動機制的工作辦法》,在鄉鎮所轄的48個行政村或社區分別設置司法聯絡點,全面鋪開法官包村工作,共派出包村法官11名。包村法官定期進駐司法聯絡點,送法下鄉、巡回審判、排查矛盾、調處糾紛,主動服務。

    在全國各地法院陸續開展能動司法的實踐中,也有類似法官進村的形式,稱呼各有不同,如“法官村長”“駐村法官”等。例如,陜西省隴縣法院推出“一村一法官”的工作機制,人民法院報曾在2009年9月10日主辦“隴縣法院‘能動司法模式’研討會”,專題研究隴縣法院的能動司法經驗。

    在司法聯動中包村法官們是如何運作的,在鄉村社會中他們遭遇了什么?對司法聯動中法官個體的專門研究基本沒有,我只能從對能動司法的研究中尋找相應的觀點。支持能動司法的觀點認為能動司法是一種司法策略,目的是實現糾紛解決的最大化和恢復受損的社會關系最大化。基層法官正是通過能動司法形式表現出現的日常司法行為將村民的日常生活技術納入現代法治中。有學者認為,能動司法下法官“擴展了自己的角色場域——既要主動出擊、四處走訪調查證據,積極斡旋解決矛盾,又要‘入鄉隨俗’、平易近人,取得當事人信任,傾聽民眾心聲、撫慰受害者的心靈;對于經濟或知識上的弱勢群體,法官還要代行律師的部分職能,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主動調查、代寫訴狀等服務?!斌w現了基層法官在能動司法背景下解決糾紛的靈活的實用主義。

    這些觀點主要將能動司法作為法官解決糾紛——主要是解決鄉村社會的糾紛——的工作方式之一,認為糾紛的解決所主要關注的并非只是法律規范及其程序或者嚴格適用法律規范于具體案件的過程,更為重要的是裁判的結果,這個結果不僅要最大限度地符合法律,還要符合當地的民俗、情理和習慣以及特定時期的政治要求與政法策略,并且要有利于化解、協調利益的結構性矛盾、沖突,消除當事人之間的情感對抗和情緒對立,要讓當事人“拿回自己的那一份”的同時“消氣解恨”,進而“雙方握手言和”,“案結事了”,恢復或維系一種和諧的人際關系與社會秩序。在他們看來,手段不重要,目的重要,也就是說,在基層社會糾紛解決的場域中,相對于糾紛的最后處理結果而言,方法和形式并不十分的重要,糾紛的解決才是最為重要和最有意義的事情。

    這與十余年前蘇力的《送法下鄉》一文的觀點基本一致。在該文中,他提出,“基層法院法官在處理問題時一個主要的關注是如何解決好糾紛,而不是如何恪守職責,執行已有的法律規則?!?span style="font-family: 等線;color: rgb(255, 41, 65);">他認為基層法官關注的是具體問題的解決,是結果的正當性,是以結果為導向,不是以規則為導向。面對案件,盡管必要的過場還是要走一下的,但是為了將法律效果發揮至最大,他們會在當時當地各種條件的約束或支持下,權衡各種可能的救濟(法律的或其他的),特別是比較各種救濟的后果,然后做出一種法官認為對訴訟人最好、基本能為訴訟人所接受并能獲得當地民眾認可的選擇。在這里,訴訟根據、法律規定的法官職責、有關法律的程序規定和實體規定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把糾紛處理好,要的是結果好,能?!环狡桨病?。

    反對能動司法的學者則認為能動司法強調司法權力主動出擊解決社會矛盾,犧牲了司法的中立性,最終的結果是使司法權變成大局的附庸,損害司法應有的公正性和中立性。還有學者認為能動司法試圖從方法上松動法律規范和程序的嚴格,與現代法治的基本原則——依法辦事相矛盾。能動司法以后果決定判斷,使依法辦事的法治原則沒有了權威。這使得法律對社會關系控制作用又一次出現危機。這些觀點顯然不贊成法官以糾紛解決的結果為重,而應嚴格依法裁判。

    十余年前,正是法院進行民事審判方式改革、大舉引進西方法律概念和制度的時候,蘇力有針對性地從鄉土性這個地方性知識角度分析基層法官的特點,是為了避免對鄉土性的忽視。而今天,面對十余年現代法治建設,對能動司法下法官的研究,如果仍然偏重于強調鄉村社會的鄉土性對基層法官的制約和形塑,而忽視十余年來現代法治的現代性影響,顯然是偏頗的?!胺勺鳛閲覚嗤谋憩F形式和人們生活理性的集中體現也必然成為廣大農民的最終選擇。至于目前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鄉村‘地方性知識與國家法律秩序’的沖突,充其量只能延緩國家法律進入的時間,調整國家法律進入的方式?!鞭r村也不再是法律不入之地。當然,不可否認,鄉村社會鄉土性時至今日,甚至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會存在,因此,單純強調現代法治對基層法官的要求,忘卻鄉土性仍然是不可取的。法官并不是只受現代性或鄉土性的單方影響,而是夾雜在這兩者之間,左右平衡地穿梭。

    本文從細微處入手,描寫法官在能動司法名下的包村事務中,是如何在雙重角色之間穿行,在逃避與難舍之間尋找平衡。通過描述包村法官在能動司法過程中的矛盾與糾結,進而揭示法官如何運用能動司法,試圖在兩種不同的權力場域達致平衡。第一部分論述包村法官在司法聯動中所扮演的雙重角色,從法官角色叢觀點分析說明司法聯動中法官角色的實質拓展:從司法職能拓展到行政職能。第二部分描述包村法官如何穿行于雙重角色之間以及如何在雙重角色中平衡、取舍和抉擇。第三部分刻畫了包村法官在不同角色下的表現。第四部分論證包村法官的矛盾與糾結反映了現代法治與鄉村社會的沖突。本文并不試圖評論法官雙重角色的好與壞、對與錯,亦不嘗試尋找解決法官矛盾與糾結的對策,只是展示法官在司法聯動中所扮演的雙重角色,以及在這其中情愿或不情愿地穿行、抉擇,時刻保持清醒頭腦,以避免兩種角色的混同,并進而以此說明基層法院在對鄉村社會進行法律治理時的堅持與妥協。

    一、包村法官的雙重角色


    在司法聯動工作中,Y基層法院一共派出11名包村法官,均為從事民商事審判法官,每名包村法官負責45個村(社區)的法律事務。根據Y基層法院與所轄四個鄉鎮政府簽訂的《司法協調聯動機制的工作辦法》,包村法官的主要職責有:(1)積極與所包村委領導、司法聯絡員等及時溝通、協調,共同做好矛盾糾紛化解工作;(2)開展法律咨詢、宣傳活動,為群眾提供法律服務;(3)及時了解群眾思想動態,深入排查可能發生訴訟、上訪等的矛盾隱患;(4)深入開展法官下訪、巡回審判等工作,解決群眾實際困難;(5)積極配合有關部門做好轄區內群眾的息訴息訪工作;(6)其他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工作。

    簡言之,包村法官的主要任務是排查化解矛盾糾紛、法律咨詢宣傳和巡回審判,這其中審判是法官的本職,巡回審判是審理的一種方式,自然屬于法官司法職能的范疇。而排查化解矛盾糾紛、法律咨詢宣傳應屬于政府的司法行政職能。在包村法官的實際工作中,甚至包括幫扶救助困難群眾、失學兒童,這與法官司法職能毫不相干,亦屬于政府行政職能范疇。由此,我們觀察到,在司法聯動中,包村法官的角色表現出雙重性:在巡回審判或進村調解案件時的法官履行的是司法職能,扮演的是法官角色;而在排查化解矛盾糾紛和法律咨詢宣傳、幫扶困難群眾中,法官行使的實際不再是司法職能,而是行政職能,以法官之名行政府干部之實,扮演的是行政干部角色。

    全國其他實行類似聯動制度的法院不在少數。例如,宜陽縣法院組織106名干警到全縣353個行政村,每個干警分包34個行政村,進村入戶,開展法官村長送法下鄉及駐村法律幫扶活動??h法院在各村民委員會的顯眼位置釘掛標有法官村長姓名、聯系電話的法官村長聯絡牌,要求法官村長與所包行政村的村支書、村委會主任、人民調解員、人民陪審員進行一一對接,廣泛征求群眾意見和了解村情民意,掌握村法制建設及矛盾糾紛情況,及時為群眾提供法律咨詢和法律服務。同時,還要幫助困難家庭和孤寡老人解決實際困難,加強與村民的溝通聯系,拉近與群眾的距離。江蘇東臺市法院向村選派了20法官村長。要求選派法官每周駐村不少于2天,通過開展巡回審判、指導人民調解、提供法律咨詢、開展法治宣傳等,充分發揮好法治宣傳員、矛盾調解員、法律咨詢員、輿情信息員和工作指導員作用,增強基層群眾法律意識,努力提升農村和諧度。”20119月,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召開全省法院電視電話會議,要求全省法院推廣洛陽法院法官村長工作機制。201110月,河南省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根據安排部署了本院21個部門的163名干警分別負責聯系全市172個鄉鎮,全市10個基層法院的809名干警負責聯系全市3139個行政村(居委會、社區),法官村長正式誕生。

    可以看到,這些“法官村長”與Y基層法院的包村法官一樣,都具有雙重角色:司法職能——巡回審判和調解案件,以及行政職能——排查化解矛盾、提供法律咨詢、開展法律宣傳、幫助困難群眾。


    關于基層法官角色,比較流行的觀點是認為法官角色是一個角色叢,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場合、不同的人際關系中,法官占據不同的社會位置。面對不同的角色期待和角色要求,法官不斷地轉換所扮演的社會角色。法官角色叢的類型包括:一是職業法律人,即指法官以行使國家審判權為專門職業,執行法律、解決糾紛、實現社會正義。二是政治權力人,指法官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具有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要服從于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三是社會文化人,這是法官作為一般的社會個體在一般社會場域中生存的人本角色。

    同時有學者還認為法官在各角色的扮演中常會產生矛盾,造成角色沖突或角色錯位,從而對具體案件的理性裁判帶來影響。中國的法官的角色轉換是混沌、模糊、難以純粹的?!爱斚轮袊姆ü僖呀浟晳T了司法場域中的這種角色混沌不清的現狀,即使身處司法場域,也不急于對自己進行角色定位。而是根據案件的實際需求對具體的社會情境做地道的角色回應,并在角色塑造的過程中,參照他所處的社會情境系統的具體要求,并盡可能多地排除其角色集合中的矛盾因素,同時汲取并重組他所承擔的其他社會角色中的有利因素,進而在此基礎上以一個綜合性的角色(也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多面手’)進入司法。  

    這種所謂的法官角色叢,有人稱之為法官角色的拓展。然筆者認為,這種法官角色叢并不是法官角色的擴展,而只是法官在裁判時受到影響的因素。正如波斯納所說的,法律的不確定性,“它創造了一個開放地帶,在那里正統(法條主義)分析方法得不出令人滿意的結論,有時還得不出結論,這就允許甚或規定了情感、人格、政策直覺、意識形態、政治、背景以及經歷將決定一位法官的決定。所以,這種法官角色叢的觀點實際與蘇力的關于基層法官的觀點本質相同,都認為法官不是單純規則之治,而是受到許多法律之外因素的制約。

    而本文中所觀察到的包村法官角色的拓展則是法官職能從司法職能到行政職能的實質擴展,并非只是法官在裁判中所受影響的各種不同的法外因素,它與所謂的法官角色叢多有不同:

    一是發生依據不同:前者不以是否有訴訟案件為前提,它直接來源于法院與政府簽訂的司法聯動協議。后者以訴訟案件為依托,是影響法官裁判案件的因素。

    二是發生過程不同:前者發生于訴訟外,拓展的主要部分在于法官提供訴訟外的法律服務。后者發生于訴訟中,發生于法官裁判案件的過程中。

    三是性質不同:前者是法官角色的實質拓展,法官承擔了一部分行政職能,是按照司法聯動協議要求、計劃有意為之。后者實際只是法官裁判時所思考的因素,有可能是無意識的、不自覺的。例如,生長背景、經歷等對政治意識、社會責任等的影響根深蒂固地深藏于法官內心,形成不同的人生觀、價值觀,進而下意識地影響到裁判。

    四是表現不同:前者表現在法官具體的包村工作中。后者最終表現在案件的裁判結果上。

    五是影響程度不同:前者個人意志不影響法官角色的拓展。后者受個人認識程度不同而各異。例如,某法官政治意識強,在裁判案件時可能會更多考慮政治因素。

    六是內容的確定性不同。前者法官職能從司法職能拓展到行政職能,我們可以從包村法官在司法聯動中的工作職責明顯地觀察到。后者則根據各個案件的具體情況、法官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有些案件需要考慮政治因素,法官角色叢會被定義為法律人和政治權力人;有些案件側重于情理,法官角色叢則會被定義為法律人和社會文化人。


    比較之下,可以清晰地斷定,在司法聯動中,包村法官的角色發生了實質的拓展,從訴訟中拓展到訴訟外,從司法職能拓展到行政職能,表現出雙重性:訴訟中的行使司法職能的法官和訴訟外行使行政職能的法官。在學者所說的法官角色叢狀態下,法官的角色轉換是混沌、模糊的,在各角色的扮演中常會產生矛盾,造成角色沖突或角色錯位,從而對具體案件的理性裁判帶來影響。與之截然不同的是,在司法聯動中,包村法官對于司法職能和行政職能這兩種不同角色的定位明晰,表現出的態度也是完全不同。

    二、穿行于雙重角色之間


    在司法聯動中,包村法官拓展了自己的角色,從訴訟中拓展到訴訟外,從司法職能拓展到行政職能。司法職能與行政職能截然不同,對各自角色的要求自然亦不同。在司法聯動中,法官根據情境的不同,在不同的場域中扮演不同角色,按照雙重角色的不同要求,穿行于這兩種角色之間,并力圖在這兩種角色中尋找平衡、進行取舍和抉擇。

    1.當兩種角色互不沖突時

    通常,當兩個角色“和平共處”時,包村法官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域會按照不同角色的要求分別扮演。以工作地點為例?!皥鼍盀闄嗔﹃P系的展開提供了舞臺,在任何特定的場景中,場景本身就是社會行動的一部分,場景本身和行動一樣是場景成員通過努力構成的‘成果’”。法官在法庭上審理案件與下鄉調解糾紛時,在法庭和鄉村這兩個不同的場域,法官的表現各不相同。

    法庭無疑是法律運作所特有的場景之一。在法庭上,法官身著法袍,高高坐在法庭中間的審判席上,背后是神圣的國徽,各方當事人分坐在審判席兩側,法官表情嚴肅,使用法言法語,嚴格依照法定程序開展庭審,當事人必須嚴格遵守法庭紀律。在這種儀式化或戲劇化的場景中,法官必須保持中立形象,為此,甚至不允許法官在法庭上或法庭下與任何一方當事人打招呼、閑聊,即使他們之間相互認識。否則有可能被另一方當事人投訴,認為法官和對方當事人認識,有可能影響案件的公正審理。包村錢法官一臉嚴肅地告訴我,曾經有一次開庭前,人民陪審員到庭發現與一方當事人認識,與之閑聊了幾句。開庭時,另一方當事人當即提出,該人民陪審員與對方當事人相熟,申請該人民陪審員回避。最后審判長同意了該當事人提出的回避申請?!八砸茏⒁膺@些細節,否則一個不小心就有可能被投訴!”她十分認真地提醒我。

    而在下村調解糾紛、接受法律咨詢時,包村法官實際履行的是行政職能,有關法官的職業規范的要求就變得既不重要也沒必要。法官、司法聯絡員、發生矛盾糾紛的村民圍坐在村委會,甚至糾紛一方村民的家中,沒有莊嚴的法庭,沒有高高在上的法椅,沒有法庭嚴格的座次安排,沒有象征法庭威嚴的國徽,沒有代表司法權威的法袍、法槌,沒有莊嚴凝重的法庭氛圍,甚至沒有嚴格的語言程序,法官不是一個高高在上、冷漠疏離的中立角色,而更像朋友一般,親切地、富有人情味地解釋、說服、勸導和協調。在村民、司法聯絡員看來,此時的法官更像是“體察民情、為民做主的父母官”,大家可以推心置腹地談心,法官甚至可以當面毫不客氣地批評一方村民而不會招致不公正的投訴。

    在法庭上,法官要嚴格遵守庭審規范,要表現出公正、不偏不倚的態度,要展示法庭的莊重威嚴和不可侵犯的法官權威,這是法官角色的必然要求。而在法庭外,在司法聯動過程中,法官轉換角色,成為下鄉普法、調處糾紛的“政府干部”。在這個場域中,親切熱情的態度、誠懇的工作作風得到鄉村社會的認同。在拉家常式的“歡聲笑語”中,包村法官與司法聯絡員、村干部、村民建立朋友式的友誼,由此,基層法院與鄉村社會得以建立良好的關系。

    不僅如此,在司法聯動中,包村法官們有意識地開展系列幫扶活動。例如,“三八”婦女節時,下村慰問困難婦女;“五一”勞動節時,和工會開展勞動者維權活動;“六一”兒童節時,和婦聯共同開展關愛留守兒童的活動;“七一”建黨節時,下村慰問困難黨員;等等。P鎮東山村留守兒童多,Y基層法院在該村建立關愛留守兒童基地,定期看望留守兒童,每年為3戶特別困難家庭的留守兒童資助700元的助學金,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并每半年一次向基地捐贈兒童課外書籍、文化用品,組織交心活動,通過司法聯絡專線對留守兒童的生活學習情況及時了解。

    這些活動,體現的是包村法官所拓展的行政職能。然而,正是在履行這些行政職能的過程中,包村法官們建立并逐漸加深了和鄉村社會的日常聯系,使司法的觸角得以順利地延伸到鄉村社會。正如有學者論述的“改革前,國家通過一元化的方式使自己直接走向了鄉村,國家離農民的距離空前縮短。國家在組織修建水利工程的過程中,向農民展示了自身的強大能力,溝通了和農民日常生計的聯系,由此確立著農民的國家認同?!鞭r民建立起來的對國家的認知可以概括為:一是親近。國家深入村莊的各種事務,國家的代理人——鄉村干部在他們的生活中隨處可見,他們用國家的語言說話,用國家倡導的方式工作和生活。二是人格化??h和人民公社干部經常下鄉,工作作風大多扎實,是國家形象的代表。包村法官所拓展的行政職能正是利用村民對國家的這種認知,以親近的方式、人格化的魅力深入鄉村社會,并試圖由此確立鄉村社會對法官的認同,包村法官也得以更深地嵌入鄉村社會。

    2.當兩種角色發生交織時

    司法權與行政權本應該是相互牽制的,當這兩種職能融合在法官一人身上時,包村法官努力在兩種角色之間平衡,既要維護法官的中立,又要扮演好“父母官”角色,完成法官包村任務。在司法聯動中,法官小心翼翼地將兩種角色盡量隔離,建立“防火墻”,避免兩種角色發生交織。例如,鄉鎮政府或司法聯絡員邀請包村法官參與調解。此時包村法官特別注意角色的定位:并不親自主持調解,而是以解釋相關法律規定為主,指導村民如何提供證據,盡量避免直接對糾紛提出明確的法律意見。那么,一旦發生訴訟,村民是否勝訴取決于其提供的證據是否充分,由此包村法官避免了將法律咨詢與審判案件相混淆的風險,也避免了兩種角色混同的風險。

    當兩種角色不可避免地發生交織時,包村法官會在其中劃定一條基本底線:拓展的行政職能不能影響、妨礙法官司法職能的行使。在這兩種角色中,司法職能是法官法定的基本職能,法官自然也將法官角色擺在第一位。當角色發生沖突時,包村法官會恪守法官職業規范,堅持法官的本職角色,避免法官中立、公正的形象受到影響。在包村法官看來,他們希望依靠自己積極熱情的態度及熟練專業的法律知識贏得村民的尊重和信任,而不是利用為村民提供不恰當的法律“人情”。因為,對于包村法官,法官角色的拓展本身就是為了更好地維護法官角色的履行,為了更公正高效地行使司法職能。

    通常兩種角色的交織有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角色之間出現沖突、矛盾。其中沖突最大的可能在于鄉鎮政府的干部或者司法聯絡員不當利用與包村法官在司法聯動中建立的良好關系,影響案件的審理。包村周法官說有段時間,有一個司法聯絡員對我特別熱情,中午12點多了還幫我送達。我主動問他有什么需要幫助,他說有一親戚打架,案件在我們法院,表面上是法律咨詢,實際想讓我幫忙。我指導他如何舉證,但明確告訴他,案件的處理我幫不了。包村王法官也遇到過同樣的情況,村干部親戚有案件在Y基層法院,村干部想通過包村法官影響辦案法官,他說我和他們解釋,案件的勝敗取決于證據,但我可以幫忙督促提高辦案的效率?!?/span>

    兩個角色發生交織的第二種情形是角色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協助。這種情況最常見于包村法官下村調解案件之時,特別是邀請司法聯絡員參與的情形。法官調解案件,本屬司法職能,而法官下村調解,并邀請司法聯絡員參加,又多了幾分勸解說和、平息矛盾的意味。此時,包村法官的法官角色與“父母官”角色交織并行。而這種交織有利于司法職能的實現——順利地調解案件,于是在這個過程中,包村法官并不在意角色的準確定位:無論作為何種角色——法官還是“父母官”,最終都是為了案件的妥善處理。當事人對這種角色的交織一般不會抗拒。

    下面讓我們看看法官在一場下鄉調解中是如何運作的:這是一起系列案件,四個案件的原告是一家人,被告為兩兄弟。四名原告分別起訴兩被告,稱20147月某日,被告的母親康某因家中的電線桿被原告移動的問題到原告家理論,雙方發生爭執。之后,兩被告帶了十幾名男子到原告家對原告一家人大打出手,造成原告一家人多處受傷,要求兩被告賠償醫療費及被砸壞物品的損失。四名原告主張的醫療費總計15,000余元,物品損失總計3330元。立案后,法官了解到,原、被告兩家本是親戚,后因生活瑣事,多次爭吵,積怨較深,村委會從中多次調解無果,這一次更是升級為動手打架,其中一名原告后腦受傷,住院20余天?;诖?,法官考慮到,如果簡單判決,雙方的矛盾沒有解決,很有可能還會發生新的爭吵甚至打架,而且如果雙方矛盾不能化解,即使判決也難以執行。法官決定到村委會調解,同時通知司法聯絡員(也是該村的村委主任到場)一同做調解工作。

    開庭當天,一名原告杜某燕及其他原告的委托律師、一名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其母親康某、村委主任到場。法官簡單幾句開場白后,即直奔主題,在征得雙方同意調解的意見后,詢問雙方的具體調解方案。被告對賠償沒意見,但認為原告罵其母親在先,其不同意道歉。原告則堅持要求被告道歉。雙方僵持不下,法官宣布休庭,分頭做雙方調解工作。其間,被告有事請假離開,其母親康某留下繼續參加調解。

      法官:你們把人也打得太狠了,打人家后腦,住了20多天院。

      康某:是,但打架時也沒想那么多。

      法官:你看你的兩個兒子都成年了,也娶了媳婦,其中一個媳婦馬上就要生孩子了,你的家庭多好,不要為這些小事生事。公安已做鑒定,差一點就構成輕傷。

      康某:是他們先罵我,我心里有氣。

      法官:吵架時難免亂說話,你不能往心里去。

      康某:他們罵我克死我老公,這個是絕對不能說的,你們可以到村里去問問。

      法官:他們說他們的,你不信就行了0無論如何,打人就是不對,等下開庭時你必須認識到這一點,承認錯誤。

      康某:上次開庭時我已承認了。

      法官:上次你是對我說,你要對原告說。希望你們以后和平相處,再不要打架。

      康某;是,我也不想吵架、打架,我沒那工夫和他們扯。

      法官:等會你們雙方要保證,如果有糾紛,找村委解決;村委解決不了的,可以到法院起訴,但再不能打架。

      康某:好,只要他們不來吵我,我也不想吵。

      法官:一是你要承認錯誤;二是你要做保證。

      康某:好。

      法官又去做原告的調解工作,進展順利。于是法官宣布繼續開庭。

      法官:這次打架,被告要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康某站起來:對不起!(向原告鞠躬)

      法官:被告已認錯,同意賠償原告醫療費。村委主任也在這里,以后雙方有糾紛,可以找村委,實在解決不了的,可以到法院起訴,雙方不能打架,雙方同意嗎?

      原告:同意。

      康某:同意。

      法官:醫療費、訴訟費由被告負擔,其他費用原告放棄,雙方是否同意?

      原告:同意。希望以后雙方和平共處。

      康某:同意。


    法官開始計算四名原告的醫療費,康某提出只賠償原告杜某燕(即今天到庭的原告,正是她后腦受傷)醫療費,不同意賠償其請求中的誤工費、護理費、住院伙食補助費、交通住宿費、營養費;并提出其他三名原告不是被告打傷的,不同意賠償醫療費等費用。調解再次僵持。法官再次休庭,單獨做康某工作。幾輪協商后,庭審繼續。

     ? ?法官:四個案件一共賠償9000元,被告能否接受?

      康某:算了,我沒工夫和他們扯。

      村委主任:你們都是一家人,因為小事,搞得這樣麻煩。雙方一人讓一步,好解決。

      康某:我沒打原告杜某榮,不愿意賠償他的醫療費。

      法官:反正總數9000元,我們有四個案件,分分開,我們也好做。

      康某:好吧,反正9000元,你們怎么寫就怎么樣吧。

      法官:反正給原告9000元,原告一家人,他們愿意怎么分就怎么分,被告不用管了。


    調解達成,庭審結束,法官通知雙方下午到法院領取調解書,被告帶上賠償的9000元。庭審結束后,法官、村委主任又繼續勸說雙方,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以后大家都說好話,不吵架。同去的蘇副院長也再三告誡雙方要尊重村委的調解,如果打架,造成嚴重后果的,有可能要坐牢。臨走時,蘇副院長叮囑包村法官過后要再到村里找雙方聊聊,盡量化解矛盾。雙方當事人再三感謝法官,并保證以后不再爭吵打架,村委主任也對法官迅速解決這起糾纏許久的糾紛表示感謝。

    當天下午3時,上述當事人到Y基層法院,法官已制作好了四份調解筆錄,被告賠償原告杜某榮醫療費、財產損失共計300(訴訟請求是醫療費151.37元、財產損失580)、賠償原告杜某燕醫療費7700(訴訟請求是醫療費、誤工費、護理費、住院伙食補助費、營養費及交通費共計13,814.19)、賠償原告陳某妹醫療費500(訴訟請求是955.65)、賠償原告杜某成醫療費300(訴訟請求是784.56),四原告放棄其他訴訟請求。雙方當事人當即在調解筆錄上簽名,被告當場履行了所有的賠償款項,不需要法院另行制作民事調解書。四起案件至此在法律上算是圓滿處理完畢。

    在這起調解過程中,我們發現,包村法官的角色在法官與“父母官”之間不停轉換,交織前行。一方面,這是一個已經進入訴訟的案件,法官遵循案件審理的基本的法律規范。比如,征求雙方是否同意調解、雙方分別出示證據、制作正式的調解筆錄讓雙方簽字等。另一方面,下村調解案件、邀請司法聯絡員參與,包村法官的目的不僅僅是審理裁決案件,更重要的是為了化解雙方的矛盾。首先,包村法官特別選定在村委會調解,既不像在公共場合巡回審判那樣廣場化人數眾多,讓當事人沒有面子,也不像在法庭上那樣劇場化莊嚴肅穆,法官高不可及,更像家庭式的談判,隱秘又隨和。在這個“家庭式”的調解場所,雙方圍坐在村委會的會議桌旁,法官甚至連原、被告的牌子都沒有擺放。其次,在調解過程中,法官毫不客氣地批評被告打人行為的不當。被告心悅誠服,連聲說是。接著法官又讓被告向原告道歉、讓雙方保證再不打架。最后,調解結束時,法官還進行了一番法制宣傳教育,告誡雙方不能再打架。在這些“分鏡頭”中,法官儼然一位下村調處糾紛的政府干部:批評教育、勸解說和、化解矛盾。法官通過百忙中抽空下村的負責、隨和的態度、耐心細致的勸說甚至懇切的批評,表現出“為人民服務”的父母官形象。

    對于這起調解,確實存在有些學者所批評的問題:調解“這一通常做法的背后,往往也會表現出對于外在于人的那些既定的法律規則的相對‘漠視’或者‘忽略’,以及對于‘形式化’的審判方式所涉及的嚴格程序及其內容某種程度上地‘規避’或者‘明知故犯’?!崩?,對被告提出不同意賠償的部分,法官沒有進一步查明相關事實,而是買東西式地討價還價:總共9000元行不行?最后的調解筆錄也是法官運用案卷制作術制作出來的,雙方當事人都不清楚各個原告所得的賠償數額是多少,法官說了:原告一家人,他們愿意怎么分就怎么分,被告不用管了?!薄胺凑倲?span lang="EN-US" style="margin: 0px;">9000元,我們有四個案件,分分開,我們也好做。至于被告向原告當場道歉和雙方保證再不爭吵打架,更是不在法院審理的范疇。然而,正是在這個程序不嚴謹、案件事實不清晰(雙方對賠償標準有爭議)、討價還價式的調解中,法官不僅順利解決了糾紛,平復了雙方的矛盾,還收獲了當事人和村委主任的稱贊與感謝。在這里,包村法官通過對法官角色的拓展——行政職能的運作,成功地調解了案件,履行了司法職能。在這兩個角色的轉換過程中,包村法官其實與鄉村社會共享實質正義的情感基礎:打人就不對,就應該賠償!(即使證據略顯單薄)包村法官與當事人的關系經歷了一個微妙的轉換:從正式的訴訟關系到非正式的情感關系,而司法制度也隨之被弱化、人緣化了。不同參與者的認知得以同化,形成共識,包村法官也就逐漸地被鄉村社會所接納、認同。

    在這種交織的情形中,兩種角色沒有發生矛盾與沖突,拓展的行政職能不僅沒有影響司法職能的行使,反而有利于司法職能的完成。借助于“父母官”的角色,通過非正式情感關系的轉換,法官尋找到與鄉村社會共通的基礎,得以更順暢地進入鄉村社會。

    三、糾結中前行


    對于雙重角色的扮演,包村法官表現出的截然不同的態度。對于司法職能,包村法官義不容辭地積極履行。對于拓展的行政職能,包村法官下意識地排斥,認為這不屬于法官職責范圍。然而,他們又發現,司法聯動重新讓他們與鄉村社會建立良好關系,有助于案件的審理,有助于司法權威乃至法官權威的建立。

    1.消極

    對于包村工作中屬于行政職能的行政事務,例如,訴前調解矛盾糾紛、法律宣傳、困難救助等,包村法官缺乏積極主動,大多應付了事。這種消極分為包村法官主觀上的消極和客觀上造成的消極。

    開展司法聯動,主動下村調處糾紛、法制宣傳、救助幫扶困難村民,這已超出司法職能的范疇。再加上現在案件日益增長,審判任務越發繁重。因此,主觀上,包村法官對此表現出不愿意的態度。一位包村老法官就時常報怨:“這不是我的本職工作,執法辦案才是第一要務?!庇邪宸ü偬孤实卣f東山村有一個小孩掉到井里身亡,司法聯絡員問我如何處理。我覺得很麻煩,難以確定被告、如何舉證?相關工作太多,他們可能又請不起律師,我無法處理,就勸他們盡量協調,請村委出面做工作。對這類事情,我能推就推?!边@種麻煩有兩方面的考慮:一是法官要投入許多精力指導、幫助村民解決具體問題,甚至細致到如何寫起訴書、如何提出訴訟請求、準備什么樣的證據,等等;二是法官擔心一旦村民在其指導下起訴,萬一敗訴,村民會將責任推到法官身上。畢竟法官當時只是聽該村民“一面之詞”,至于真實情況到底如何,對方又會提供什么證據,都在未知中,法官無法擔保案件的勝訴。在這種消極的態度下,包村法官表現出來的是推諉,對待村民或司法聯絡員對個案的咨詢,他們更多的只是提供相關的法律規定,而盡量避免談及個人對糾紛的具體意見;有時甚至以法律程序的繁瑣、舉證困難等有意識地“嚇?!贝迕癫蝗シㄔ涸V訟。

    客觀上,法院基于“安全第一”的運作邏輯,對一些糾紛采取“暫不予受理”的回避態度。包村劉法官說:“法官下鄉時村民提出的大多數糾紛都不屬于法院管轄范圍,如出嫁女糾紛、土地糾紛。還有較多的是村民強占土地,違章強建房屋糾紛,村干部制止無效,除了法律宣傳,法院無能為力,法院解決不了村民的糾紛,滿足不了村民的需求。小事沒必要找法院,大事法院又解決不了,就如出嫁女糾紛、土地糾紛?!绷硪幻逄K法官曾生動地描述這種無能為力的尷尬感他們(指村干部)問我們這些出嫁女糾紛、土地糾紛如何解決時,我們只能顧左右而言他。不能切實為村民解決糾紛,這讓包村法官越發想要逃避:既然法官小事不用管、中事太麻煩、大事管不了,下村又有何用?



    2.被動的積極

    在司法聯動中,包村法官也有表現積極的時候,例如,定期下村了解社情民意、有糾紛時盡快下村調解等。不過,這種積極帶有更多被動的因素。

    為了確保司法聯動工作的順利推進,Y基層法院明確規定了包村法官的工作任務;每周至少要和所負責村的司法聯絡員電話溝通一次,每月至少下村一次。鄉鎮政府或司法聯絡員邀請包村法官調解的,包村法官要盡快開展調解。包村法官每人有一本工作記錄本,包村法官電話聯絡、下村調查、調解等司法聯動工作必須記錄,以備檢查、考核。還明確了每年巡回審判的次數,同時將包村法官的上述工作任務列入考核,以此為據進行獎懲,乃至作為今后提拔的參考。

    Y基層法院壓力型行政手段的強力推動下,包村法官有時表現積極。每次鄉鎮政府或Y區政府領導請求Y基層法院參與調解糾紛時,Y基層法院都會盡快派出包村法官。20151月因土地糾紛,P鎮村民陳某先后四次組織人員,利用封堵大門、剪斷電線等方式阻撓云天公司正常生產秩序,P鎮黨委政府分管政法的領導帶隊到現場維持公司秩序,三次召開協調會進行調處,歷時一個月仍未能解決。云天公司是B市招商引資的企業,屬市里納稅大戶,其向相關市領導反映此事,B市政法委要求Y區黨委政府妥善處理。P鎮政府向Y區政府主要領導匯報,該主要領導打電話給Y基層法院院長,希望法院能啟動司法聯動機制,派包村法官進行調解的第二天,Y基層法院的包村法官即趕到糾紛現場,與P鎮政府的相關工作人員共同組織調解,5天后,調解成立,糾紛解決,云天公司的工作秩序恢復正常。在一次重要上級領導的檢查中,Y區政府主要領導在匯報會上提及此糾紛的解決,盛贊Y基層法院為大局服務、為地方經濟保駕護航。Y基層法院院長感慨:Y基層法院一年審結多少案件,Y區黨委政府的主要領導可能并不清楚,但調解這樣一起糾紛,就讓區領導記憶深刻,在不同場合多次提起。從功利的角度看為黨委政府化解一起重大糾紛的效果比法院審理十件普通案件的效果都好?!霸谶@樣一種政治意識的導向下,Y基層法院領導要求包村法官對政府提出的調解糾紛請求一定盡快想方設法地落實,無論調解是否成功,但態度和行動務必積極。于是,從這一角度而言,包村法官在面對政府的調解請求時,表現積極,只是這種積極帶有更多被動的因素。

    3.難舍

    包村法官下意識地逃避,甚至有些被動地完成包村工作任務。然而,在訪談中,面對“法官包村工作是否有必要繼續下去”的提問時,他們的回答居然出乎一致:“有必要?!彼麄兊睦碛纱蠹s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可以和鄉村社會建立良好的關系,有利于案件的裁決和執行。現代法治的不斷發展,法院更多使用法律——技術治理,使得法院和鄉村社會產生技術性疏離,而司法權威又遲遲未能完全樹立,技術性疏離造成的不便使法院清楚地認識到與鄉村社會保持良好關系的重要性。

    包村王法官說法官包村是聯系群眾的紐帶,我們下鄉送達、開庭、調解,都要依靠村干部。法官包村后,我們和村干部比較熟,他們幫我們通知找人,有些人不愿意簽收法律文書,他們還幫忙做工作?!碑敯宸ü倥c司法聯絡員日漸熟悉之后,送達的艱難之路變得平坦許多。司法聯絡員會帶法官到當事人家中,或者直接通知當事人到村委等候。如果當事人不在家,司法聯絡員也大多愿意將法律文書留下,承諾負責交給當事人并讓當事人將送達回證寄回法院。對于法官的訴訟調解,司法聯絡員也會有所幫助。包村錢法官說:“巡回審判時,村干部是否在場,當事人的抵觸心理不同。村干部也可以幫忙協調雙方矛盾。有時需要了解一些案件的情況,問村干部,他們都會如實講?!?/span>

    二是對德行治理的追求。在訪談中,大多數包村法官不約而同地提到“社會責任感”“對弱者的同情是天性”“對弱勢一方,會更傾向”。包村劉法官說我是從農村出來的,小時在村里都說有糾紛時找村委、政府,但村干部來調解時多是‘和稀泥’,沒有真正解決糾紛,容易造成大的糾紛。如果法官來調解,效果會更好?!卑邋X法官有著類似的經歷我家是農村的,當年我家的宅基地糾紛,多年都沒有解決,要是當時有4人能幫調解解決就好了。所以現在我遇到一些案件,能調解解決的,我盡量幫他們解決,哪怕多出一些力。包村蘇法官更是直言不諱:我盡量兼顧實質正義和程序正義,這是黨和國家的要求,也是法律要求。我也會考慮訴訟能力,如果雙方能力失衡,我會盡量從程序上找路子,為自己的同情心披上合法的外衣,引導弱勢當事人舉證。如果弱勢一方舉證逾期,可提示申請法官調查取證,形式上對逾期舉證行為口頭訓誡了事,實質沒有懲處的意義?,F行程序法仍有許多模糊之處,法官對程序的控制權很大。例如,法官可以多次開庭,讓訴訟能力較弱的當事人的證據出現在法庭上。我會在法律的框架內盡量往情理上靠?!?/span>

    在這些包村法官的談話中,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文化和主流意識形態對法官的影響:做一個懲強扶弱、伸張正義、包青天似的法官。

    三是鍛煉培訓年輕法官,適應鄉村社會。現在的年輕法官,多是從學校門到法院門,沒有社會經驗,更遑論對鄉村社會的認識和了解。主管法官包村工作的蘇副院長說:“法官包村對培訓年輕法官,適應本土社會,效果相當明顯?!蹦贻p法官基本是法律本科或是碩士畢業,在學校,接受的是正統的法學理論教育,包括西方的法治思想、理論。在辦案中,他們更多地使用法言法語,嚴格遵照程序、適用法律,更愿意使用“如果你不履行,法院將……(即使用罰款、拘留等強制措施)”等強制性語言,而這些有時并不適應鄉村社會的情況,在有些情況下,強制性的語言反而更容易遭致村民的不滿及至反抗。法官在下村過程中,在和村干部的聯系中,在和司法聯絡員調解村民糾紛時,學習到村干部和司法聯絡員做村民工作的方式方法。對此,年輕的包村錢法官感受頗深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提高了年輕法官的溝通能力及調解能力?!?/span>

    歸結而言,其實包村法官的三點難舍的理由都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法官試圖深入鄉村社會的需要和努力:和鄉村社會建立良好聯系——為了更好地解決鄉村社會的矛盾糾紛;追求德行治理——為了樹立法官的“高大形象”,試圖用傳統道德贏得鄉村社會的認同;鍛煉年輕法官——為了了解并適應鄉村社會。所以,包村法官難舍包村的真正原因在于——通過這樣的方式,包村法官得以更順暢地進入鄉村社會,實現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法律治理。

    四、鄉村社會中的現代包村法官

    從包村法官的消極與難舍中,我們可以窺見法官的矛盾與糾結:既想純粹地扮演法官的角色,履行司法職能;又希望獲得——甚至有時不得不依靠——政府、司法聯絡員這種法律之外的支持與幫助,而獲得這種支持與幫助的代價就是承擔行政職能,扮演“父母官”角色。這種矛盾可以稱為法官悖論。這種悖論真實地反映了現代性與鄉土性在法官身上留下的烙?。?/span>

    一方面,現代法治提出了法官職業化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不遺余力地推進法官職業化進程,強調法官正規化、職業化、專業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法官職業化的各項措施和通過媒體報道、學術討論等造成的強勢話語,給法官所持有的認知框架帶來深刻的影響。抱著對法官職業化的追求,包村法官才會消極地對待包村事務,不愿意承擔不是本職工作的行政職能,而是注重自身業務素質的提高,立志成為專家型的法官?! ?/span>

    另一方面,鄉村社會的鄉土性對法官的影響仍然不容忽視。包村法官對司法聯動的難舍正是這種影響的深刻反映。為了更好地進入鄉村社會,包村法官不得不與鄉村社會建立良好聯系,不得不熟悉鄉村社會的現實需要,不得不嘗試運用鄉村社會的道德力量以加強認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前文展示的調解案件的過程中,法官說:“總共9000元行不行?”“原告一家人,他們愿意怎么分就怎么分,被告不用管了。”“反正總數9000元,我們有四個案件,分分開,我們也好做。法官連損失的基本事實尚未查清卻已經解決了糾紛。此情此景,一如十余年前蘇力所說的,“基層法院法官在處理問題時一個主要的關注是如何解決好糾紛,而不是如何恪守職責,執行已有的法律規則”。

    同時,官方主流意識形態也有意地強化著“解決好糾紛”的導向。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評選全國法院先進典型時,也多以深入人心的包青天形象作為評選的重要標準,其中又以和群眾的血肉聯系為落腳點。2006227日《法制日報》報道了《2005“中國法官十杰先進事跡》,這十名十杰中,有六位是基層法院的法官,絕大多數事跡都是與為群眾服務有關。例如,她總是不辭辛苦,深入調查,直至弄清事情真相,不讓一位當事人蒙受冤屈。她在處理一起民間借款糾紛案件時,不顧沉重的病體,兩次驅車到100多公里外原告的前妻處取證,終于還了被告一個清白?!薄皠越鸾洺7皆綆X把法庭開到田間地頭、當事人家中,只要是群眾需要,無論刮風下雨,不論白天晚上,隨叫隨到”?!爱數厝罕娫u價她‘辦起案來像黑臉包公,對待群眾像對待父母’。她辦案從來不是簡單地一判了之,辦理每一起案件,都堅持為群眾的根本利益著想,不厭其煩、苦口婆心地給當事人做調解工作,爭取他們握手言和、重歸于好。她每年辦案調解撤訴率都達75%以上。她心系群眾疾苦,主動滿腔熱情地為群眾排憂解難,11年來,她的足跡踏遍了轄區10個鄉鎮的幾百個村莊,行程10萬余里,走訪了數千名當事人。等等?! ?/span>

    從這些先進事跡看,最高人民法院所評選的先進,與其說是杰出法官,不如說是一心為民的“父母官”更貼切。最高人民法院試圖以“父母官”的形象來塑造法官形象,這種導向透露的是對鄉村社會渴望“包青天”的回應。所以包村法官才會將“懲惡扶善”“匡扶正義”作為義不容辭的責任。對此有的學者提出“清官文化”的概念,認為清官意識或清官文化基本的價值理念是從來不肯向脫離實際生活因而略顯僵化的法律規則和“呆板做作”的司法程序作出讓步的,它要求法律必須“從生活中來,到生活中去”;要求法官必須“了解民眾之疾苦,體恤民情,把握民意,為民做主”。

    應然層面的現代法治要求和實然層面的鄉村社會的大眾化需求之間的沖突難以避免。在訪談中,包村法官們表現出了不同的彷徨和茫然。包村劉法官說我有點混亂,以解決糾紛為目的,還是以司法矯正為目的?實質上是上級法院與我們的意識不一樣。我還是以解決糾紛為主,按目前現狀,以司法矯正為目標,村民不理解。我個人最終目的是想做專家型法官,這是我的目標。但在基層,法官要用群眾的語言來表達,例如:什么叫申請回避?如果過于強調程序正義,擔心而且實際上也會發生實質上的不公正,特別是逾期舉證問題?!卑鍏欠ü偎餍灾闭f:“我覺得自己還是大眾化法官,無論當事人說沒說到,法官都要考慮到?!卑逄K法官則是茫然我無法給自己定位是職業化還是大眾化?!币虼?,有學者說中國改革的例外性還體現在,在大步走向法治原則的同時,中國還繼續將靈活性和大眾主義確認為法律體系的核心。中國的法律體系中,我們既可以看到對法治的追求,又能看到對大眾主義的訴求以及對民眾道德和本土習慣的認同。這種組合是中國所特有的?!?/span>

    走進鄉村社會的現代法官,肩負著用現代法律治理傳統鄉村社會的重任,自然也面對著法律世界與現實鄉村社會斷裂的沖突。在司法聯動中法官角色的拓展,是包村法官的策略選擇,包村法官的矛盾與糾結反映了國家法律在進入鄉村社會、面對抵抗所展示的堅持與退讓:在雙重角色中始終堅持以司法職能為主,但同時又不得不做出一定的退讓:從司法職能拓展到行政職能。

    五、結語


    蘇力在《崇山峻嶺中的中國法治——從電影〈馬背上的法庭〉透視》一文中描繪了中國基層司法的艱難,基層法官的奉獻,以及包括法官職業化在內的一系列司法改革與當代中國法治實踐和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在他的描述中,馬背上的法官根本不可能滿足法官法或其他相關法律或文件關于司法專業化和職業化的要求,盡管或即使他們把一生都獻給了這個職業,專業于這種司法,并且他們的判決和調解決定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了村民的尊重和信任。因為他們沒有學歷,沒有接受過法學院的專業訓練,沒通過甚至根本通不過國家的統一司法考試,還因為他們所擁有的特殊的司法和調解的知識、技能和智慧,是一種與統一司法考試關系不大,有時甚至格格不入,但對本地有用并為本地接受的知識和技能。



    與“馬背上的法官”相比,Y基層法院的包村法官大約應該是符合法官職業化的要求:經過法學專業理論的學習與培訓(其中青年法官們經歷的是正規全日制本科甚至碩士的法學教育)、通過司法考試、初任法官的任職前培訓和鍛煉,具有法官職業化的基本條件;坐在高高的法庭上,說著法言法語,追求著程序的正義和實體正義并重、分配著舉證責任、區分著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

    然而,即使是已經初步職業化的包村法官依然要如同“馬背上的法官”一樣“走鄉下村”,這證明鄉村社會對法官的鄉土性影響依然存在。

    不同的是鄉土性的影響越來越受到現代性的沖擊?,F在的“走鄉下村”、法官包村已經是部分基層法院一種的司法創新,而不再是常態化行為。即使是在司法聯動中的包村法官也已經對自身職業追求有了準確的定位:專業化的法官。包村法官所表現出來的迷茫與彷徨正是源于理想追求與現實狀況的沖突。日益職業化的法官帶來的是法律在鄉村社會的漸漸滲入。《馬背上的法官》表現的完全是司法與行政的混同,而包村法官們雙重角色的拓展本身就是一種全新的現象出現在鄉村社會:從純粹愛民親民的父母官形象,逐步轉變為理性的、程式化的、只服從法律的法官形象與父母官形象的交織。

    蘇力說中國法治的實踐形態和經驗一定是駁雜的,一定不符合諸多據稱是法治的天經地義?!彼痉搫又邪宸ü俳巧耐卣故遣皇沁`背了法官職業化的要求?法官提供法律咨詢服務會不會影響法官的中立與公正?法官的職業化足以構建司法的權威嗎?面對鄉村社會大眾化的訴求,法官們又該何去何從?是法官用法律改變著鄉村社會?還是鄉村社會用具體實踐塑造著法官?所有這些提問,在這里,都沒有一個標準的答案,或變得與書本上的標準答案無關,只能從創造性的具體法治實踐中重新構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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